Buckminster Fuller

引言

Richard Buckminster「Bucky」Fuller（1895-1983）是美國建築師、發明家、工程師、作家與未來學家，常被譽為現代版的文藝復興式人物。他一生取得 28 項專利，寫了 28 本書，並以講者身分繞行地球 57 圈。他的名聲建立在網格穹頂（geodesic dome）上——一種輕巧卻極為堅固的結構——但他的工作橫跨設計、教育、交通、地圖學與社會哲學。他給自己定下的使命是「造福全人類」，並把自己的人生當成一場實驗：怎麼睡、怎麼吃、怎麼工作、怎麼謀生，全都是可以重新設計的東西。

時間管理與工作流程

Fuller 出了名地把自己的時間當成工程來設計。他最著名的實驗是他所謂的**「Dymaxion 睡眠」**：一種多相睡眠作息，大約每六小時小睡 30 分鐘，一天總共只睡兩小時左右。《時代》（Time）雜誌在 1943 年報導，他已經這樣維持了兩年，而這讓他處於「我這輩子最有活力、最清醒的狀態」。他後來放棄，不是因為健康，而是因為生意夥伴堅持要像一般人那樣睡覺。同事們驚訝於他能「在三十秒內睡著，彷彿在腦中按下了關機開關」，也驚訝於比他年輕得多的合作者都跟不上他。

他的耐力也表現在演講上。Fuller 可以不看講稿連講好幾個小時；1975 年，他分成幾次錄下一套長達 42 小時的即興講座，名稱恰如其分：Everything I Know（我所知道的一切）。他習慣長時間沉浸在工作裡，不受一般的時間限制。

同樣出名的是他對記錄的執著。從 1917 年到過世，他一直維護著 Dymaxion Chronofile，一份記錄自己活動與往來書信的終生檔案。裡面放進了信件、草圖、剪報，甚至乾洗收據；有很長一段時間，他每 15 分鐘就記一次自己在做什麼。到最後，這些檔案排起來長約 270 英尺，現存於史丹佛大學，大概是二十世紀記錄得最詳盡的一段人生。Fuller 把它當成關於自己的數據：身為「Guinea Pig B」（B 號白老鼠），他想精確記錄一個人在變動的時代裡，如何運用自己的時間。

他晚年環遊世界，也留下另一則傳說：他戴著三支手錶，一支對應他去過的地方，一支對應他所在的地方，一支對應他下一站要去的地方。這個故事流傳甚廣，文獻卻很單薄，這倒讓它成了一則很像 Fuller 的軼事——說得通、有他的風格，而且無從查證。

日常生活實踐與儀式

Fuller 把自己的身體也當成一個試驗場。有好幾年，他主要靠牛排、黑棗和果凍過活（有些記載把黑棗換成菠菜），堅稱這個組合能提供一個人所需的全部營養，並靠它減重。他整天喝紅茶。和睡眠作息一樣，這套飲食是把他「以少做多」的設計原則，套用到自己的生活上。

他人生的決定性事件發生在 1927 年。依照他自己日後的說法，他先是失去了第一個孩子 Alexandra，接著失去了事業，站在密西根湖畔想要自殺。他沒有這麼做，而是決定把人生投入一場實驗：看看一個沒有錢、也沒有資歷的人，能做些什麼，讓世界對每個人都運作得更好，「完全不考慮賺錢」。他和妻子以及剛出生的女兒住在芝加哥一間狹小的公寓裡，有一段時間從大部分的日常生活中抽身，他後來形容那是將近兩年的沉默，用來思考、閱讀和畫草圖。傳記作者後來指出，Fuller 把這個故事講了很多遍，每講一次就潤飾一點，但它所標示的轉折是真實的：他走出這段時期時，帶著一種使命感，以及源源不絕的設計構想。

他並沒有什麼固定的運動習慣。他靠著不停旅行和親手搭建原型保持活動，維持一貫的個人風格——深色西裝、厚眼鏡——並隨身帶著筆記本。「我似乎是個動詞，」他寫道，這句話正好描述了他的日子：醒了就起來、寫作、需要時小睡、吃得很少、一直在動。

涉獵領域

Fuller 刻意不走專業化的路，自稱是**「全面性預期設計科學家」**（comprehensive anticipatory design scientist）：一個綜合各領域知識來解決人類問題的人。他的工作遊走於建築、工程、幾何、地圖學、教育與哲學之間，每個領域都為其他領域提供材料。

在居所方面，他最知名的成就是網格穹頂：一種由相互扣接的三角形組成的格狀殼體，不需內部支撐就能圍出大空間，他在 1954 年取得專利。到了 1950 年代，從軍用雷達罩到展覽館，世界各地都在蓋這種穹頂。他對住宅的興趣開始得更早：1927-1928 年，他設計了 Dymaxion 住宅（Dymaxion House），一種在工廠製造、懸掛在中央桅杆上的鋁製住宅，預計以空運送達、在現場組裝。它從未進入量產，但後來的一個版本 Wichita 住宅（Wichita House）保存在 Henry Ford 博物館。連「Dymaxion」這個詞也來自這段時期：1929 年芝加哥的 Marshall Field’s 百貨公司展出這棟住宅的模型時，百貨公司的宣傳人員把「dynamic」（動態）、「maximum」（最大）和「tension」（張力）拼成了這個名字，Fuller 此後一生都把它當成個人商標。1928 年，他還畫了一座 4D 塔（4D Tower）的草圖：一棟在工廠建造的公寓大樓，由齊柏林飛船運送，投放到一個用炸彈炸出來的坑裡。1940 年，一個用波浪鋼板糧倉改造的住宅版本——Dymaxion 部署單元（Dymaxion Deployment Unit）——終於投入生產；二戰期間，美軍把它們當成營舍和雷達小屋使用。

在交通方面，他在 1933 年造了三輛 Dymaxion 汽車（Dymaxion Car）原型：一種流線型的三輪淚滴造型車，據說最多能載十一名乘客，能在一個車身長度內迴轉，油耗約每加侖 30 英里。1933 年世界博覽會上的一場致命車禍，是這個計畫告終的原因之一。

身為系統理論家，他創造了 ephemeralization 這個詞——指科技「用越來越少，做越來越多」的趨勢——並在 1969 年的著作 Operating Manual for Spaceship Earth 中推廣了**「地球太空船」（Spaceship Earth）的概念：把地球看成一個單一、有限、必須負責任地管理的系統。他的 Dymaxion 地圖把地球投影到一個二十面體上，這個二十面體可以用不同方式攤平，呈現出各大陸是同一片海洋中的同一座島，而且各大陸的相對大小幾乎不變形。他甚至和合作夥伴 Shoji Sadao 一起提議，在曼哈頓中城上方蓋一座**直徑兩英里的網格穹頂。

他也是一位教師和作家，儘管他兩度被哈佛退學，也從未拿到學位。1948 年夏天，他在實驗性的黑山學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試著和學生搭起他的第一座大型穹頂。穹頂用百葉窗的條片做成，一施加張力就垮了，始終沒有立起來；學生們叫它「仰臥穹頂」（Supine Dome）。Fuller 事先就料到材料撐不住，但還是照做，並把這次失敗當成有用的數據。隔年夏天，他帶著更好的材料回來，成功了。從 1959 年起，他在位於 Carbondale 的南伊利諾大學擔任研究教授，這個職位基本上是為他設的。他寫的東西從詩到艱深的幾何學論著都有——Synergetics 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職涯從居所與交通，走到穹頂與全球策略，再走到寫作與演講、談永續的未來。這一切都服務於同一個目標：整合藝術、科學與工業，推動人類的進步。

受雇方式與經濟模式

Fuller 發明了自己的經濟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和岳父、建築師 James Monroe Hewlett 一起經營 Stockade Building System 公司，用壓縮纖維磚塊蓋房子。公司在 1927 年倒閉，讓他失業又破產，還有年幼的家庭要養。在那個低谷，他決定放棄「謀生」（earning a living）這個觀念，他逐漸認為謀生就是犧牲他人來換取自己的好處。他推論，如果他專注於人類需要完成的事，錢自然會有著落。他要做的是他所說的 livingry——支持生命的技術——而不是 weaponry，也就是武器。

實際上，幾十年來他靠著東拼西湊的贊助者、委託案、顧問費、版稅，以及後來的學術薪水過活。朋友和支持者出資造了 Dymaxion 汽車；企業付錢請他做單件設計；1943 年，實業家 Henry Kaiser 雇他研發新版的 Dymaxion 汽車。1953 年，福特汽車公司委託他在 Dearborn 的 Rotunda 大樓中庭上方蓋一座網格穹頂，帶給他收入，也帶來曝光。穹頂專利終於讓他有了一門像樣的生意。他透過 1950 年代成立的公司授權這些設計，結果最好的客戶是美國軍方：軍方買穹頂當北極預警線的雷達罩，也買來當海軍陸戰隊能用直升機吊運到位的輕型營舍。1965 年，他和 Shoji Sadao 把合作關係正式化，成立建築事務所 Fuller & Sadao。這裡有個批評者注意到的諷刺：一個致力於 livingry 而非 weaponry 的人，在 1950 年代有一部分是靠國防合約撐下來的。

學術界最終成了他的支柱。南伊利諾大學給了他穩定的薪水，以及研究、寫作、做模型與旅行的高度自由。到了 1960 和 1970 年代，他在巡迴演講上也十分搶手，在大學、企業和研討會的演講成了主要收入來源。他把自己的想法當成資本，把教學當成靠這筆資本過活的方式。

他的反商業立場，意味著他從未靠發明致富。他擁有專利，但更在乎有沒有人採用，而不是有沒有獲利，對想靠他的想法賺錢的金主也沒什麼耐心。榮譽來得很晚：數十個榮譽博士學位，以及 1983 年的總統自由勳章——在這之前，是幾十年把使命放在金錢前面、靠自己東拼西湊籌錢的日子。

家庭與人際關係

Fuller 在 1917 年娶了 Anne Hewlett，這段婚姻維持了 66 年，熬過了赤貧，也熬過了後來周遊列國的名氣。1927 年 Fuller 決定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重新開始時，Anne 跟著他搬進芝加哥那間狹小的公寓，在他埋首思考和設計的時候，帶孩子、張羅每天的生計。正是她對這項計畫的信任，讓它得以成立。

Fuller 夫婦有兩個女兒。Alexandra 生於 1918 年，在快滿四歲前死於小兒麻痺和脊髓膜炎。Fuller 深受愧疚折磨，部分歸咎於他們當時住處的簡陋與透風，而這次失去直接促成了他日後要為所有人改善住宅的決心。Allegra 生於 1927 年，正是他事業跌到谷底的時候。她在父親的種種想法中長大，也常常看著他出門在外。成年後，Allegra Fuller Snyder 成為 UCLA 的舞蹈與舞蹈民族學教授，並擔任舞蹈系主任；父親過世後，她創立了 Buckminster Fuller 研究所（Buckminster Fuller Institute）並擔任首任所長，守護他的遺產將近四十年。

家庭之外，Fuller 建立了一個支持他、也啟發他的藝術家與思想家網絡。他最親近的朋友是雕塑家 Isamu Noguchi，兩人在 1920 年代末於格林威治村結識；Noguchi 為 Fuller 製作的鍍鉻青銅頭像（1929）是 Fuller 最具代表性的形象之一。1948 年在黑山學院，他與作曲家 John Cage 和編舞家 Merce Cunningham 共事，後者讓害羞的 Fuller 在學生演出的 Erik Satie 劇作 The Ruse of Medusa 中擔任角色——這段經驗幫助他成為後來那個不知疲倦的公開演講者。後來，他指導了大批學生與年輕合作者。

Anne 在他旅行時幾乎獨力打理家務。他們直到 1960 年才擁有自己的房子，那年他們在 Carbondale 搭了一棟網格穹頂住宅——大約七小時組裝完成，也是他們唯一住過的穹頂。1983 年 7 月，Anne 在洛杉磯一家醫院陷入昏迷。Fuller 坐在她床邊，根據家人的說法，他突然喊說她在握他的手——接著心臟病發作，不到一小時就過世了。36 小時後，Anne 也在沒有恢復意識的情況下離世。

人生哲學

Fuller 把自己的一生描述為一場實驗，目的是找出支配「地球太空船」的原則，並用它們來服務全人類。他把自己看成一個測試案例：一個平凡、缺乏資源的個人，在政府、宗教或企業的管道之外，能為所有人完成什麼。從 1927 年起，他對自己作為**「Guinea Pig B」**的這種認知，形塑了他的種種選擇。

核心是整體性思考。他在一個深受一位論派與超驗主義傳統薰陶的新英格蘭家庭長大——他的姑婆是作家 Margaret Fuller——傾向於在萬物中看見統一，並把這化為一種世俗的願景：人類是同一艘船上的船員。他是早期的環保主義者，他的 ephemeralization 概念根本上是樂觀的：只要善加運用，科技能讓人類擺脫匱乏。真正的危機是無知，而不是資源不足。

他的哲學是道德的、人道主義的。他重新定義財富：財富不是金錢，而是支持生命的技術能力，並主張人類如今擁有的已經足夠分給每個人。*「自私已無必要，從此再也無法被合理化，」他寫道。「戰爭已經過時。」*他堅持，任何可行的未來都必須「對 100% 的人類」行得通，一個人都不能落下。

他把生命看成一個過程，而不是一件東西。*「我似乎是個動詞，」*他寫道——「一個演化的過程，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項功能」——而不是一個名詞或一個頭銜，這也是他抗拒被稱為建築師或工程師的原因。他對日常用語也同樣講究。既然太陽實際上並不升起或落下，他就改說「sunsight」（看見太陽）和「sunclipse」（太陽被遮住）；比起「上」和「下」，他更喜歡說「進」和「出」，因為上下只對忘了自己住在球體上的人才有意義。他的用詞有時讓人難以跟上，但這和 Dymaxion 地圖是同一項計畫：讓人看見地球真實的樣子。他的 Synergetics 是他花了數十年發展出的一套思維幾何學，既是一個數學體系，也是一個隱喻，說明部分如何組合成整體，而這個整體是任何一個部分都預測不到的。

而且他帶著強烈的使命感生活。1927 年之後，他把失敗當成數據，而不是挫敗；他後來也不再說是自己選擇了工作，而是說他在回應宇宙的需要。美國人文主義協會在 1969 年把他選為年度人文主義者。

工具、環境與基礎設施

Fuller 的工具既是實體發明，也是做成實物的論證。網格穹頂是其中最大的一件。它把應力平均分散到三角形組成的格網上，用最少的材料達到極高的強度，搭建快速，也耐得住極端環境。他和 Sadao 為 1967 年蒙特婁世界博覽會（Expo 67）設計的美國館——蒙特婁生物圈（Montreal Biosphère）——展示了這套系統能圍出多大的空間：一個直徑 76 公尺的球體，鋼骨架原本覆蓋著壓克力板。（外殼在 1976 年的一場火災中燒毀；骨架至今仍在。）此後已經蓋出了數十萬座穹頂，從北極研究站、雷達罩到後院溫室都有；1960 年代末有幾年，它們是反文化運動的代表性建築。Fuller 本人也不斷改良這個形式，從便宜的紙板穹頂，到「蠅眼」（Fly’s Eye）——一種開有圓形開口的穹頂，他希望能把它當成住宅量產。

Dymaxion 地圖既是一種投影，也是一種教育工具：它去除了一般地圖的上下與東西偏見，用意是讓人看到大家共享同一顆星球。他的張拉整體（tensegrity）模型——受壓構件像一座座孤島，懸浮在一張受拉的網中，通常用木釘和鐵絲做成——以及 Jitterbug，一種可以變形的多面體，都是他教幾何學時的教具。1960 年代，他提出世界遊戲（World Game）：一個大型、以數據驅動的模擬，玩家要在其中想辦法運用世界的資源，讓所有人受益——那時還遠遠沒有能執行它的電腦。

溝通本身也是一種工具。有一次 Noguchi 請他解釋 Einstein 的 E=mc²，Fuller 回了一封長電報，用平實的語言把相對論說清楚。至於 Chronofile，則是一套延伸記憶的資訊系統：遠在數位生活紀錄出現之前，就打造出來的外部大腦。

他的住處與工作空間同時也是原型。Carbondale 的穹頂讓他住進了自己的理論裡；造訪他工作室的人，看到的更像是一間實驗室或藝術工作坊，而不是辦公室，到處堆著穹頂模型和草圖。對 Fuller 來說，生活與工作並沒有分開，他的環境都屬於同一項持續的努力：探索世界，並讓世界變得更好。

取捨與代價

最明顯的代價是物質上的舒適。Fuller 拒絕以一般意義上的方式謀生，因此有很長的時間處在財務崩潰的邊緣，手上有多少錢就往原型裡砸多少。他的家人有好幾年過著清苦的日子。他把這份壓力看成獨立的代價，也是自己投入的證明，但這個代價他的妻女也一起付了。

他的私人生活與健康承受著這些習慣帶來的負擔：睡眠實驗、無止境的旅行、馬拉松式的演講。他犧牲了某種正常生活——休息、閒聊、無所事事的放鬆——因為他幾乎永遠處於開機狀態。他的家人也付出了代價。他一年奔波數十萬英里，Anne 則花了幾十年獨力持家；他專注的強度，意味著錯過許多節日和家庭時光，這一點他承認，卻沒有改變。

在專業上，他沒有學位，又在各學科之間遊走，容易被當成異類或空想家而不被當一回事；要再過許多年，加上穹頂這類成功，產業界和學術界才認真看待他。專家們也批評他的工作：有些數學家認為 Synergetics 太過自成一格、不夠嚴謹；有些建築師對他持有網格穹頂專利心懷不滿，因為 Walther Bauersfeld 早在 1920 年代就在耶拿為一座天文館蓋過類似的結構。Fuller 也是個積習難改的自我神話者，後來的傳記作者——尤其是 Alec Nevala-Lee 在 Inventor of the Future（2022）中——呈現了他把自己的人生故事潤飾了多少，以及這對他最親近的人造成了多沉重的負擔。

他對這些取捨坦然接受，把自己的人生看成一項大於自身的使命。他最喜歡的意象是配平片（trimtab）：裝在船舵邊緣的一片小舵，能帶動整艘船轉向——一個人，只要放對位置，就能操縱某個龐大的東西。即使那意味著困頓、默默無聞，或被指責自大，他還是選擇當一片配平片。他的墓碑上刻著「Call me Trimtab」（叫我配平片）。

遺產與影響

Fuller 最具體的遺產在建築與設計。網格穹頂——從蒙特婁生物圈到雷達站和生態村——展示了營造的新可能，並影響了曾與他合作的 Norman Foster，以及設計師 Steve Baer 等人。他對資源效率的強調，預示了後來的綠建築運動。

他的想法進入了更廣的文化。「地球太空船」成了環保運動的號召性隱喻。直接受 Fuller 影響的 Stewart Brand，部分以他的想法為基礎編出了《全球型錄》（Whole Earth Catalog）；反文化運動把他奉為另類生活的導師——1966 年，他頒給自己動手蓋穹頂屋的公社 Drop City 一座「Dymaxion 獎」。John Denver 以他為題寫了〈What One Man Can Do〉。從 1974 年到過世，他一直擔任門薩的國際會長。

他的名字也進了化學。1985 年，科學家發現一種由 60 個碳原子組成、形狀像足球的分子，因為它很像網格穹頂，便把它命名為巴克明斯特富勒烯（buckminsterfullerene），也就是「巴克球」（buckyball）。1996 年的諾貝爾化學獎頒給了它的發現者。

他的機構延續了下來。他在史丹佛的檔案是整體性解決問題的研究資源，而 Buckminster Fuller 研究所頒發 Fuller 挑戰獎（Fuller Challenge），給以整合性方案處理全球問題的計畫。系統思考與設計科學方面的課程，也都可以追溯到他。

而他那種整合的生活方式——一段人生圍繞著一項使命來組織，睡眠、飲食、金錢與家庭全都被當成設計問題——至今仍激勵著想過博學者人生的人。他的問題仍然框定著人類面對的重大挑戰：人類有沒有機會在地球上長久而成功地存活下去？如果有，要怎麼做？

資料來源： This profile draws on Fuller’s own writings, including Nine Chains to the Moon, Operating Manual for Spaceship Earth, Critical Path, and Guinea Pig B; the R. Buckminster Fuller Paper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the Buckminster Fuller Institute; the 1943 Time report on Dymaxion sleep; and Alec Nevala-Lee’s biography Inventor of the Future: The Visionary Life of Buckminster Fuller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