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bert A. Simon

引言

Herbert Alexander Simon（1916–2001）是二十世紀思想史上最奇特的案例之一：一個人在經濟學、政治學、公共行政、認知心理學、電腦科學、人工智慧與科學哲學都做出了第一流的貢獻，而且多半是在同一間辦公室、同一所大學、和同一位妻子相伴，在半個多世紀裡完成的。他在 1975 年獲得圖靈獎（與 Allen Newell 共同獲獎，表彰人工智慧方面的研究），又在 1978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表彰他關於有限理性的研究），是極少數同時拿下電腦科學最高榮譽與經濟學最高榮譽的人。這一路上，他參與創立了人工智慧這個領域，協助開創了認知科學，建立了現代的組織決策理論，還寫了一本奠基之作——《人工科學》（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談如何對設計出來的事物、而非自然事物做科學研究。

如果說 John von Neumann 是個生活混亂、愛開派對、五十三歲就燃盡的神童，Simon 就是他的反面：一個結婚六十三年、始終住在同一棟房子裡、作息規律的美國中西部人，把自己的人生當成他的一件設計。他甚至明白說過這件事。他的自傳書名是 Models of My Life（我人生的模型），而他為自己的存在選的比喻是迷宮：在一個不斷分岔的空間裡解一道搜尋問題，靠有限理性和求「滿意」的捷思法一路走下去。這篇側寫要看的是這種有秩序的人生如何運作：日常結構、合作關係、婚姻、嗜好、毫不留情的優先排序，以及代價。

時間管理與工作流程

Simon 最鮮明的特質——也是對想向他學習的讀者最有用的一點——是一種安靜、近乎修士般的紀律，套用在一大片知識版圖上。他很早就坐到書桌前，一坐就很久，而且對背後的邏輯有一段出了名的直白描述。他在 Models of My Life 裡寫道：「時間是暴君。一個人不能同時忠於兩份職業，就像不能同時忠於兩個情人。每當我發現某個嗜好開始嚴重占用我做研究的注意力，我就放棄它。」這句話分量很重。它告訴你兩件事：Simon 有嗜好，而且很多；而只要某個嗜好開始和核心計畫競爭，他願意當場砍掉它。這和當代流行的看法正好相反，那種看法認為當個博學者（polymath）就是同時拋接很多顆球。對 Simon 來說，當個博學者靠的是排序：一次全心做一件事，但願意隨著工作需要把事情換進換出。

他在卡內基美隆大學的工作流程（他從 1949 年一直任教到 2001 年過世 ，在同一個校園連續待了五十二年）圍繞著長段、不受打擾的寫作與思考時間，中間穿插著和一小群親近同事的深度合作。他的產量以現代標準來看難以想像：到他過世時，他寫了 27 本書和將近 1,000 篇論文，是二十世紀被引用最多的社會科學家之一 。換個角度看，一位多產的學者一輩子大概寫三、四十篇論文。Simon 寫了一千篇，橫跨五、六個學科，同時還協助在他的大學創立了三個系所、養大三個孩子、把大約二十種語言學到能閱讀的程度、爬山，還下比賽等級的西洋棋。

讓這一切成為可能的機制，不是多相睡眠，也不是手腕上戴三支錶那種怪癖（像 Buckminster Fuller 那樣）；就只是數十年複利累積的專注。Simon 相信專業能力是一種模式辨識，靠數千小時慢慢累積而來，而他的生活方式也像是真的相信這件事。他穩定地工作，幾乎每天都在處理當下手上的那些迷宮。他在卡內基美隆電腦科學學院 的辦公室出了名地開放，學生和同事會晃進來即興聊天，他很多思考是在對話中、而不是在獨處中完成的。但這些對話圍繞的是真實的問題，不是社交。他對待工作時間的方式，就像細心的園丁對待土壤：穩定地、不聲張地慢慢改良。

他工作起來也很快。和 von Neumann 一樣，Simon 的腦袋能把長問題壓縮成短問題。他有一個著名的主張：專家直覺不過是辨識——西洋棋大師看棋盤，就像你看一張熟悉的臉——而他自己的直覺經過數十年累積，讓他每一輪的思考都很短。他可以讀完一篇論文、看出哪裡有問題，然後口述一份批評，比多數人把摘要重述一遍還快。速度與穩定的結合，就是他的引擎。

日常生活實踐與儀式

Simon 的日常儀式，大致上就是他那一代一位非常普通的美國學者的儀式，而這種普通本身就值得注意。他沒有 Dymaxion 睡眠時間表，沒有穴居人飲食，臥室裡也沒有張拉整體模型實驗室。他在正常時間吃正常的飯，睡正常的時數，走路去學校，坐在書桌前，然後回家。激進之處在於那份一致性。五十多年來，他每天都照常出現。

不過，他確實有幾個讓日子不那麼單調的習慣。長距離的山間健行是其中之一。Simon 熱愛健行，也是業餘登山者；他和 Dorothea 年輕時在威斯康辛和內華達山脈大量露營、划獨木舟、健行，他對戶外的喜愛也持續了一輩子。健行對他的作用，就像踱步之於 Aristotle、散步之於 Nietzsche：一種一邊移動一邊思考的方式。他在 Models of My Life 裡提到，他有些最好的點子是在漫長、緩慢的上坡路上浮現的。

他彈古典鋼琴，認真到算得上是一門藝術，而不只是消遣。他也下西洋棋，而且是比賽等級；他對西洋棋的興趣並不隨便：它成了他最重要的研究領域之一，因為對 Simon 來說，西洋棋是研究人類認知的受控實驗室。Newell 與 Simon 在 1950、60 年代對西洋棋程式的研究，以及他後來與荷蘭心理學家 Adriaan de Groot 對西洋棋專業能力的合作，產生了認知科學的幾項奠基發現，包括那個著名的結果：大師的記憶中存有大約 50,000 個棋型組塊（chunk），一眼就能認出。所以 Simon 晚上下棋，其實不算是休閒；那是同一個計畫，換了一種形式。

他收集語言，就像別人收集郵票。他給自己定了一條半開玩笑的規矩：去哪個國家，就要把那裡的語言學到能讀當地報紙。到晚年，他已經能讀大約二十種古今語言。他的自傳 描繪的是這樣一個人：學習對他來說談不上費力，而是持續不斷。他晚年開始和中國的認知科學家合作，於是學了中文；他讀俄文，為的是跟上蘇聯心理學；他讀德文，因為他父親是從達姆施塔特帶著這門語言來的。

比較少人知道的是，他也是業餘昆蟲學家，具體來說是甲蟲愛好者，還是業餘畫家。這些嗜好都不是做給人看的。它們是注意力的形式。不論對象是一隻甲蟲、一盤棋，還是一個中文字，貫穿其中的是 Simon 的一個信念：心智是一台模式辨識裝置，它該吃的東西是有趣的結構。他一直在餵它。

他不做的一件事是無所事事。沒有任何紀錄顯示 Simon 冥想過，沒有紀錄顯示他放過長假去「紓壓」，也沒有紀錄顯示他去過一次不兼做研究的度假。這件事的代價是真實的，我們後面會再談。但他日常生活的樣貌，屬於一個早在幾十年前就認定世上沒有什麼比工作更有趣的人。

涉獵領域

Simon 和一般多產學者的差別在於，他的一千篇論文不在單一領域裡。它們分散在五、六個領域，每一個放在別人身上都足以構成一整個職業生涯。以下是一份不完整的地圖。

• 公共行政與組織理論。Simon 最早的重要研究，談的是組織實際上如何做決策，而不是古典經濟理論想像中的做法。他 1947 年的著作《行政行為》（Administrative Behavior）寫成時他三十一歲，為之後的一切奠定了基礎。核心觀察是：真實世界的行政人員並不追求最佳化；他們求滿意（satisfice），選擇第一個符合標準的選項。這是有限理性的種子。將近八十年後，《行政行為》仍在出版，仍被列在公共行政課程的書單上。

• 經濟學。數十年來，Simon 一直主張（在這門學科裡常常是以異議者的身分）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行為者模型在經驗上是錯的，在理論上是偷懶的。人沒有無限的認知資源、完美的資訊或穩定的偏好。他們在有限理性下做決策，用的是大多數時候都夠用的捷思法。瑞典皇家科學院 授予他 197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表彰他「對經濟組織內部決策過程的開創性研究」。之後大多數的行為經濟學研究——Kahneman、Tversky、Thaler，以及整個「推力」（nudge）產業——都在某種程度上源自 Simon 的框架。

• 認知心理學。從 1950 年代末開始，Simon 和 Allen Newell 主張心智可以理解為一個物理符號系統，一種操作符號表徵的生物電腦。這不是比喻，而是一個有可檢驗後果的假說。Newell 與 Simon 以電腦模擬作為認知理論的研究路線，基本上創立了我們今天所說的認知科學。他們在西洋棋專業能力、解題過程的口語紀錄（protocol）與口語報告方法上的研究，為這個領域提供了核心的實證方法。

• 人工智慧。1955–56 年，Simon 與 Allen Newell、J. C. Shaw 在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共同開發了邏輯理論家（Logic Theorist），一般公認是第一個人工智慧程式，能證明 Whitehead 與 Russell《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中的定理。（其中一條定理，它找到了比書中更好的證明；據說 Russell 很高興。）後續的程式通用問題解決器（General Problem Solver，GPS）把手段—目的分析引進為一種通用技術。Simon 與 Newell 之後在卡內基美隆創立了全世界最早的人工智慧實驗室之一，並共同獲得 1975 年圖靈獎。Simon 在 1957 年有一個著名而過度樂觀的預測：十年內電腦會成為西洋棋世界冠軍。他差了大約三十年，但在當時沒有其他人這樣看的時候，他的方向是對的。

• 電腦科學。他協助創立了卡內基美隆的電腦科學學院 ，這是全世界最早的這類系所之一；他也在串列處理（IPL，LISP 的前身）、產生式系統（production system）以及複雜系統理論上有所貢獻。

• 科學哲學。《人工科學》 （1969 年出版，1981 年與 1996 年修訂）主張設計，也就是研究事物應該是什麼樣子、而不是它們現在是什麼樣子，值得擁有自己的科學框架。Simon 認為，工程、醫學、商業、建築與電腦科學都有一種共同結構，是單靠自然科學無法描述的。這本書是二十世紀設計哲學中最有影響力的著作之一。

• 教育與學習科學。在職業生涯後期，Simon 與 Edward Feigenbaum 發展出 EPAM（Elementary Perceiver and Memorizer）模型，是最早的學習計算理論之一。他積極推動把以證據為基礎的方法帶進大學教學，這項努力至今仍透過 CMU 的 Simon Initiative  延續。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領域並非互不相干。Simon 把它們當成一個問題的許多面向來處理。那個統一的問題——真實、有限、生物性的心智與組織，如何在複雜的世界裡做決策？——推動了所有研究。西洋棋研究餵養了 AI 研究，AI 研究餵養了認知心理學，認知心理學餵養了經濟學，經濟學餵養了公共行政，而科學哲學為整個結構取了名字。他是 Darwin 那種意義上的博學者：不是在互不相關的好奇心之間跳來跳去，而是抓住一個大問題，沿著它打開的每一條走廊追下去。

受雇方式與經濟模式

Simon 的經濟模式和他的日常作息一樣有秩序：在同一所大學擔任一輩子的終身教職，享有這種安排帶來的保障與自主。他在芝加哥大學念政治學（1936 年學士、1943 年博士），短暫待過柏克萊和伊利諾理工學院，1949 年加入當時還叫卡內基理工學院的學校，然後一待五十二年，直到過世。從 1966 年起，他擔任 Richard King Mellon 電腦科學與心理學校級講座教授，在人生最後三十五年一直擔任這個職位。

這不是一個為了保有創作自由而過著拮据生活的博學者故事（Fuller），也不是在金融業賺到一大筆錢後抽身離開的故事（Taleb），也不是用政府經費支撐一團混亂的故事（von Neumann）。這是一個把美國古典研究型大學模式用到極致的人的故事。一所認真的大學裡的一個受薪職位，有優秀的同事、好學生、不重的教學負擔，以及幾乎不受限的學術自由，結果足以支撐 Simon 想做的幾乎任何計畫。

他也大大受惠於戰後美國的研究經費生態。1950 年代，他擔任蘭德公司的顧問，邏輯理論家就是在那裡完成的。他拿過美國海軍研究署、國家科學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以及其他各種公私機構的研究經費。這些經費支付研究生、電腦時間（在 1950、60 年代極其昂貴）、差旅，也讓他能圍繞特定問題組成小型的跨領域團隊。Simon 很會寫研究計畫，部分原因是他對自己想做什麼異常清楚。

他也積極參與機構建設，這本身就是一種經濟策略。他協助在卡內基理工學院創立了工業管理研究院（Graduate School of Industrial Administration，即今天的 Tepper 商學院）、電腦科學學院，以及心理學系的認知科學核心。這幾個單位後來都具有國際地位。到他過世時，他建立的機構已經在支撐下一代的研究，算是一種學術上的複利。

他沒有變得富有。1950、60 年代的學術薪水以專業人士的標準來看並不高，而 Simon 從沒創過公司，沒擔任過什麼重要的外部董事，也沒寫過衝暢銷榜的大眾書。1978 年拿到的諾貝爾獎金也沒有改變什麼。根據各方說法，他和 Dorothea 數十年來都樸素地住在匹茲堡的同一棟房子裡。這樣的安排給了他需要的東西：時間、自主、同事、學生，以及一個可以安放注意力的穩定地方。

家庭與人際關係

Simon 在 1937 年 12 月 25 日，也就是耶誕節當天，和 Dorothea Isabel Pye 結婚，兩人的婚姻維持了六十三年，直到他過世。Dorothea 比他多活了一年，於 2002 年過世。他們有三個孩子：Katherine、Peter 和 Barbara。以任何傳統標準來看，這段婚姻都是成功的：長久、忠誠、在思想上共享，自傳裡對它的描寫也很溫暖。Dorothea 在芝加哥大學取得政治學碩士，在卡內基美隆和匹茲堡大學做自己的研究，並和 Herbert 在兩個不同領域共同發表論文 ：公共行政以及認知心理學。署名「Simon and Simon」的那些論文不是掛名充場面，而是真正的合作研究。

話雖如此，誠實的盤點必須注意到，這樣高產的一生讓家庭付出了什麼代價。Simon 是最字面意義上的工作狂。他幾乎每天都坐在書桌前。那句著名的話——「每當我發現某個嗜好開始嚴重占用我做研究的注意力，我就放棄它」——隱含適用的範圍遠不只嗜好。Models of My Life 坦白談到一段止於精神層面的婚外感情、一段漫長的婚姻緊張期，以及 Simon 意識到他的孩子有時覺得自己像是一個被工作主宰的人生裡的背景角色。他在書中收錄了寫給孩子們的信，這很動人，但讀出言外之意，也有點像在替自己辯護。他不是字面意義上的缺席；他在場，也很投入。但他同時也一直在工作。

Dorothea 似乎是一位真正對等的思想夥伴，這讓這種安排得以運作，換作別人未必如此。她不必等他從辦公室回家才有有趣的話可聊；辦公室和家是連在一起的。依照她那一代的慣例，她也承擔了大部分的家務和育兒勞動，讓 Simon 得以維持五十年的專注。這段婚姻是一個系統，幾乎就是 Simon 自己在技術意義上所說的系統：一組互相支撐的部件，產生出任何單一部件都無法獨自產生的成果。

他另一段最重要的關係是工作上的：他和 Allen Newell 五十年的合作，從 1955 年在蘭德公司開始，一直持續到 Newell 1992 年過世。Simon 一再說，他和 Newell 合作的研究是他一生中最好的研究。兩人相識時，Newell 是蘭德公司的年輕研究員，Simon 則是每年夏天去訪問的知名經濟學家；不出幾個月，他們就決定要試著讓電腦思考。這段合作產出了邏輯理論家、GPS、Soar 、認知的統一理論，以及圖靈獎。讀他們合寫的論文，常常根本分不出哪些句子是 Simon 寫的、哪些是 Newell 寫的，這是少見的那種兩個頭腦真正在一個問題上融為一體的合作。Newell 六十五歲死於癌症時，Simon 致了悼詞，那是他寫過最袒露情感的文字，遠超過其他任何一篇。

人生哲學

Simon 的人生哲學建立在四個想法上，合起來幾乎可以解釋他生活方式的一切。

第一個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心智是有限的。資訊是有成本的。世界是複雜的。所以，每一個真實的決定都是在深度無知的條件下做出的，適當的回應不是假裝事情不是這樣，而是設計好的捷思法：夠好用、夠常奏效、值得遵循的經驗法則。這不是絕望的勸告，而是謙遜的勸告。Simon 真的相信自己的人生應該這樣過。他挑了少數幾個重要問題，圍繞著它們設計日常結構，然後不再反覆質疑自己。

第二個是滿意決策（satisficing）。世上沒有全域最佳的人生。只有下一個決定，拿標準去衡量，夠好就接受。Simon 有一句名言：理性的決策者並不是選出某種絕對意義上最好的選項；她選的是第一個跨過她期望水準的選項。他就是這樣過的。他沒有為其他可能的職業苦惱。他留在一所大學，是因為那所大學夠好，也因為換學校的成本高於邊際效益。他留在一段婚姻裡，也是出於類似的理由。他把時間當成一種要分配的有限資源，而不是一個要最佳化的問題。

第三個是對邏輯實證論與經驗方法的深刻信奉。1930 年代末在芝加哥念大學時，Simon 接受了 Rudolf Carnap 與維也納學派 的世界觀（透過 A. J. Ayer 的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中譯《語言、真理與邏輯》），之後再也沒有大幅修正過。一個陳述只有在能被經驗檢驗的範圍內才有意義；形上學大多是混淆；知識工作的正當任務，是為現象建立操作性模型，再拿資料去檢驗。這就是他那麼喜歡電腦模擬的原因：一個能跑的程式，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被迫的操作化。在電腦裡，你沒辦法含糊帶過。

第四個是一個信念，在《人工科學》 裡闡述得最完整：設計出來的事物值得擁有自己的科學。人類居住的世界大多是人造的：城市、組織、語言、演算法、制度。這些東西遵循自己的一種規律，和物理學與生物學的規律不同。人工科學既是描述性的，也是規範性的：它不只研究事物是什麼樣子，也研究在給定的目標與限制下，事物可能是什麼樣子。這是 Simon 最深的哲學信念，只是他表現得很低調。他把自己的人生看成一件人造物，一件他在有限理性下、按照標準設計出來的東西。自傳之所以叫 Models of My Life，是因為他真心相信自己在建造的就是這個。

這套哲學謙遜得驚人。Simon 從沒宣稱自己知道美好人生是什麼。他只主張，在認知有限、世界又很有趣的條件下，人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挑少數幾個迷宮，仔細探索。

工具、環境與基礎設施

Simon 的工具毫不起眼。在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裡，他是打字機加黃色橫線筆記本的那種人，直到文書處理器變得可靠才換過去。他在卡內基美隆的辦公室出了名地堆滿書和文件 ，有一塊用來推演論證的黑板，學生和合作者川流不息地進出。CMU 檔案館現在收藏著他的文稿，排架長度約 172 英尺，讓人感受到他的思考留下的文件量有多龐大。

他和 Newell、Shaw 一起打造的最重要工具，是把電腦當成研究心智的儀器。早期的人工智慧程式，像邏輯理論家、GPS、西洋棋程式，不只是工程成就。它們是理論儀器，就像粒子加速器是一種理論儀器那樣。把一套認知理論逼著寫成能跑的程式，就逼得它具體到可能被證明是錯的。這是 Simon 在方法論上最根本的一步：讓理論跑起來。

他建立的最重要的環境是卡內基美隆本身。工業管理研究院、電腦科學學院、心理學系的認知科學核心，這些都是基礎設施。它們是讓下一代得以發展他的想法的實驗室。Simon 懂得一件許多聰明的個人主義者不懂的事：一個好的大學系所是一種長期進行的實驗，它的產出比任何單一職業生涯都持久。他很多時間，特別是在 1950、60 年代，都花在委員會事務、招聘、課程設計上，也就是機構的管線工程。他認為這值得，因為按他的定義，這就是設計。

他也很早就認真使用電腦本身。蘭德公司那台跑邏輯理論家的 IBM 704，實際上是 Simon 第一件重要的實驗室儀器。之後的數十年，他用過一代又一代的大型主機、迷你電腦和工作站。到晚年，他和所有人一樣用個人電腦，但他從 ENIAC 公開亮相那年起就在思考「認知即計算」，由此可見他起步有多早。

取捨與代價

誠實地盤點 Simon 的一生，就得算進工作讓他付出的代價。照他自己低調的承認，他是個工作狂，只是在他那個年代還沒有這個詞。他大多數日子都坐在書桌前。他的嗜好，包括西洋棋、語言、健行、鋼琴、繪畫、收集甲蟲，都是真的，但正如他所說，是可以割捨的。一旦某個嗜好開始和研究競爭，那個嗜好就出局。

最明顯的代價是家庭時間。Simon 的三個孩子成長過程中，有一位慈愛但非常、非常忙碌的父親。Models of My Life 對這一點異常坦白。他收錄了寫給孩子們的信，以及他希望當初能有不同做法的反思。他沒有假裝這個取捨毫無代價。他和 Dorothea 的婚姻撐了下來，而且很美滿，但能撐下來，部分是因為 Dorothea 本身就是一位研究者，共享那種知識生活。一段比較傳統的婚姻，也許承受不了這種壓力。自傳也談到他對一位同事長期而未越界的情感依戀，這是少數幾處向來有秩序的 Simon 承認這份秩序也有承壓點的地方。

第二個代價是傳統意義上的廣度與深度之爭。Simon 涉獵的領域太多，以至於每個領域都有一些專家偶爾主張他不夠深入。純數學家並不總是像人工智慧圈那樣認真看待他的 AI 研究；新古典經濟學家始終沒有完全接受有限理性可以取代理性行為者模型，而只把它當成一則註腳；有些實驗心理學家覺得符號系統假說忽略了生物認知的雜亂。Simon 都知道這些。他認為這個代價值得付，因為有趣的研究就在跨領域的整合裡。但確實，如果他只待在單一領域，他也許能在其中建起一座更大的紀念碑。

第三個代價比較難看出來，但一樣真實：他的公共形象很低調。Simon 在學術界真正有名，在學術界之外卻幾乎無人知曉。他從不追求大眾關注，從沒寫過大眾書，也從沒做過那種能打造現代知識名人的 TED 演講式講座。他滿足於引用次數的緩慢累積和機構的建立。這裡的取捨是，像有限理性和滿意決策這樣的概念，可以說和二十世紀社會科學中任何東西一樣重要，卻要到後來才進入大眾文化，而且往往是透過拿走公眾功勞的第二代推廣者（Kahneman、Thaler）。Simon 似乎並不在意。他擁有他想要的：工作、和 Newell 的合作、婚姻、大學、那些迷宮。

第四個代價是身體上的。Simon 不是那種像 Taleb 那樣照顧身體的人。他長時間坐著工作，到中年已經帶著職業學者那種微駝、鬆軟的體態。年輕時的健行和登山漸漸少了。他活到八十四歲，算是長壽，但不免讓人猜想，一個更注重運動的版本也許能讓他多工作五到十年。

以他自己那種有限理性的方式，他清楚所有這些取捨，也願意做出這些取捨。他已經選好了他的迷宮。

遺產與影響

Simon 的遺產很難概括，因為他屬於那種少見的人物：他的想法已經徹底融入思想氛圍，以至於我們不再注意到它們。有限理性現在是行為經濟學、認知心理學、公共政策、組織理論以及電腦科學大部分領域的預設框架。滿意決策出現在每一本大學決策理論教科書裡。物理符號系統假說，也就是 Newell 與 Simon 主張認知就是符號操作的說法，受到連結主義者與體化認知理論家的挑戰，但它設定了這場辯論的條件，至今仍是少數幾個詳細到可以被判定對或錯的心智理論候選之一。

在人工智慧領域，Simon 與 Newell 是奠基人物。邏輯理論家一般被認為是第一個真正的人工智慧程式 。通用問題解決器引進了手段—目的分析。西洋棋程式與口語報告分析方法，為符號式人工智慧設定了之後數十年的議程。目前的深度學習時代是從符號方法轉向統計方法，但人工智慧的那些問題，像是什麼是智慧、機器能不能擁有智慧、我們要怎麼知道，大多是 Simon 和他的合作者在 1950 年代界定的。近來神經符號系統的回歸，實際上就是部分回到 Simon 與 Newell 七十年前開拓的領域。

在經濟學領域，Simon 最直接的傳人是行為經濟學家：Daniel Kahneman、Amos Tversky、Richard Thaler、Cass Sunstein。他們的研究之後至少拿下三座諾貝爾獎，也重塑了全世界的政策。整套現代工具，包括「推力」、預設選項設計、選擇架構、展望理論，都可以追溯到 Simon 的堅持：真實的人類決策必須以實證方式研究，而不是靠假設。

在認知科學領域，他是創始者之一。認知科學學會每年的 Herbert A. Simon 講座 就是以他命名。整套認知的計算建模方法，也就是寫一個程式、執行它、把它的行為和人類資料比較，都源自 Newell 與 Simon 的研究路線。

他在卡內基美隆的機構遺產非常龐大。CMU 的電腦科學學院如今是全世界前三、四名之一；Tepper 商學院是頂尖商學院之一；心理學系的認知科學研究至今仍具國際重要性。CMU 的 Simon Initiative 延續著他在以證據為基礎的學習科學上的工作。照字面上說，在他最活躍的時期過了四十年後，他仍在替學校聘人。這就是建立機構、而不只是建立職業生涯的樣子。

最後，Simon 的人生作為一個模型，借用他自己的比喻，本身就是一份遺產。他證明了一個人可以是博學者而不混亂；可以在同一間辦公室待五十年，仍然觸及五、六個學科；而「你怎麼做到這麼多？」的答案不是什麼生產力訣竅，而是幾十年來對少數幾個精心挑選的問題保持一致的注意力。他相信人生就像組織一樣，是在有限理性下設計出來的，而他設計自己的人生時，對自己想要它做到什麼，清楚得不尋常。我們大多數人把這當成一課，大概不會吃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