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anchitester.com文章博學者檔案遊戲RSS

Nassim Nicholas Taleb

引言

Nassim Nicholas Taleb（1960 年生）是黎巴嫩裔美國思想家，以衍生性商品交易員出身、後來轉為學者型散文作家與風險分析師而聞名。他一生關注機率與不確定性的問題，橫跨金融、哲學與數學等領域。Taleb 最早以《黑天鵝效應》（The Black Swan，2007）成名，《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將它列為二戰以來最具影響力的十二本書之一。這些年來，他塑造出一種近乎文藝復興式博學者的形象——涉獵文學、統計、經濟、健身等等——但他本人拒絕「博學者」（polymath）這個標籤，說他的各種追求都圍繞著單一領域：理解風險與不確定性。（資料有限或有爭議之處，文中會註明。）

時間管理與工作流程

Taleb 安排時間和工作的方式並不正統。他出了名地避開嚴格的約會和行事曆，說行事曆上的一個日期「讓我覺得自己像個囚犯」。他把外界強加的時程減到最少，很早上床（大約晚上八點），凌晨四點起床，並說自己每週至少讀三十個小時的書，多半是經典。

他不強迫自己每天寫多少字。他「只在想寫的時候寫，而且只寫我想寫的題目」，把拖延當成來自「內在自我」的訊號，而不是一種惡習。等到真有什麼抓住了他，他會以極端的爆發式投入工作。1990 年代中期，他辭掉交易工作——象徵性地在曼哈頓街角「把領帶丟進垃圾桶」——然後把自己關在閣樓裡，一天十四小時、一週七天研究機率與非線性風險模型。這樣過了兩個冬天，產出了他的第一本技術書 Dynamic Hedging（1997）。這個模式——長時間看似無所事事、四處閒晃，中間穿插閉關式的全然專注——正是他自己的「槓鈴」套用在工作上。

這個習慣很早就開始了。他在戰火中的貝魯特讀一所法國高中（lycée）時，對正規教育感到幻滅，課外每週讀六十個小時的書，考試「不怎麼費力」就過了，並認定真正的博學來自自學，而不是課程。他至今仍嚴格守護自己的注意力：他很少接受訪問，有一次連續三年不讓任何記者替他拍照。

（由於 Taleb 迴避曝光、作息不規律，關於他日常工作流程的細節，僅限於這類軼事。）

日常生活實踐與儀式

Taleb 日常生活的一大特徵，是他「穴居人」式的飲食與斷食作法。他不吃精製糖和現代加工食品，甚至連「沒有希臘文或希伯來文名字」的水果也不吃——換句話說，他吃古代地中海民族認得的東西（葡萄、無花果、橄欖），避開新大陸和工業時代的食物。他也不規律地斷食；一位採訪者報導，「已經大約十七個小時沒有任何食物進他的嘴」，Taleb 解釋說，略過幾餐是在模仿狩獵採集者生活的隨機性（偶爾沒抓到劍齒虎）。規矩會為享受讓步——他有一次在斷食後准許自己吃半個提拉米蘇——而在一份公開的新年新希望裡，他把「每三天發現一瓶好酒」列為例行事項之一。斯巴達式的紀律與伊比鳩魯式的享受並存，而這種變化本身就是重點。

運動是另一塊基石。Taleb 熱中重量訓練，也提倡一種反脆弱式的健身方式：身體和任何系統一樣，是在承受壓力源時變強，而不是在舒適的平衡中變強。實際上，他把慢走與偶爾的大重量訓練結合起來——硬舉、深蹲、推舉、引體向上——並說自己採用的是 Mark Rippetoe 的 Starting Strength 訓練計畫的一個變化版。他看待訓練的方式和看待風險一樣：重要的是極端的壓力源（「尾部事件」），而不是高頻率的輕微壓力。工程師測試一座橋，用的是幾次巨大的負重，而不是許多次小的；Taleb 也偏好短而高強度的訓練，不喜歡長而重複的。在他看來，走路是「必要的療法，就像睡覺」，但它不會增強肌力；健行、騎單車和游泳是為了樂趣，是為了「增強肌力以外的理由」。

他在 Twitter（現在的 X）上出了名地活躍，那裡是他每天的擂台。新冠疫情期間，他多了一項例行事項：「一天兩次，對抗統計假訊息，從 Covidopaths 手中救人命」，他也直接對知名的懷疑論者開火（「Joe Rogan 等人正在用假訊息殺人！！！」）。他上 Twitter 不是去滑的，是去吵架的。

社交上，他避開拓展人脈的場合——用他的話說，「不是那種黑領結晚宴，你旁邊坐著某個蠢蛋在炫耀他的游泳池」——而偏好和親近的人非正式聚會。他曾替研究生辦派對，單純「為了把他們灌醉」，讓過度拘謹的知識分子放鬆一點。他喜歡派對，「但要跟親近的人……不要大人物，不要裝模作樣的文青。」和朋友喝一杯好酒，或和他堅持要一起喝的採訪記者喝一杯，跟硬舉一樣是他例行生活的一部分。

涉獵領域

Taleb 常被拿來和文藝復興式博學者相比，因為他涉足的領域很廣：金融、學術、文學、哲學、數學，甚至健康。他把這些看成同一項追尋的不同面向。他曾解釋：「我只有一個領域：機率／風險／不確定性」，只是它剛好位在許多學科的交會處。

他的職業生涯從金融業起步。1983 年在華頓商學院取得 MBA 之後，他當了大約二十年的衍生性商品交易員，待過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瑞銀、Banque Indosuez、CIBC Wood Gundy、信孚銀行和法國巴黎銀行，也在芝加哥當過獨立的選擇權造市者。1987 年的股災讓大多數市場參與者措手不及，卻讓他財務獨立：他當時在第一波士頓持有一個避險過的歐洲美元空頭部位。不尋常的是，他接著在仍在交易的同時轉向正式的學術研究，1998 年在巴黎第九大學（Dauphine）取得管理科學博士，研究衍生性商品定價的數學。正如一份簡介所說，他「把傳統的路線……倒過來走」——先實務，後理論，這讓他的學術工作有一種明顯務實的根基。

寫完 Dynamic Hedging 之後，他開始為一般讀者寫作。Incerto 系列——《隨機騙局》（Fooled by Randomness，2001）、《黑天鵝效應》（2007）、《黑天鵝語錄》（The Bed of Procrustes，2010）、《反脆弱》（Antifragile，2012）和《不對稱陷阱》（Skin in the Game，2018）——融合了金融、認知科學、哲學、歷史與軼事，文風時而數學、時而格言。同一頁裡，他可能會搬出 Umberto Eco 的「反圖書館」（那些沒讀過的書，代表我們不知道的東西）、古代摔角手 Milo（靠扛著一頭逐漸長大的小牛練出力氣）、Montaigne 和 Mandelbrot，旁邊再配上一則交易室的故事。

在學術上，他同樣橫跨多個領域。他曾在紐約大學柯朗數學科學研究所、麻州大學安默斯特分校和倫敦商學院任職，2009 到 2013 年是牛津大學的研究學者，2008 年起擔任紐約大學坦登工程學院的風險工程特聘教授。寫完那幾本大眾書之後，他又回頭寫正式的版本：Statistical Consequences of Fat Tails（2020），一本免費公開、附有證明和方程式、寫給學者的「技術版 Incerto」。這種雙軌產出——大眾散文與技術論文——讓他能把同一套想法在象牙塔與公共廣場之間來回搬運。

他的追求也延伸到健身與營養——身體成了另一個實踐反脆弱的領域——以及政策與公共衛生。2020 年 1 月，他和 Yaneer Bar-Yam、Joseph Norman 合寫了一篇論文，主張決策者對新型冠狀病毒不夠重視，套用的正是他用在市場上的那套厚尾推理。

受雇方式與經濟模式

Taleb 的職涯路徑，是為了把智識自由最大化而安排的。交易的那些年替他賺到了他毫不避諱地稱為「去你的錢」（f***-you money）的東西：足夠的獨立財力，讓他永遠不必為了薪水在原則上妥協。1999 到 2004 年，他經營自己的基金 Empirica Capital，策略圍繞著在罕見危機中獲利；據報導，其中一檔基金在 2000 年的報酬率是 56.86%。在「十二年間完成約二十萬筆選擇權交易」之後，他關掉 Empirica，退出這一行，成為一名自由學者。2007 年起，他擔任 Mark Spitznagel 的 Universa Investments 的顧問，並說自 2010 年起這個角色已經「完全被動」。

自那之後，他的受雇模式完全由自己主導。紐約大學的教職給了他一個學術歸屬，卻沒有需要應付的官僚體系。他創辦了 Real World Risk Institute（RWRI），為專業人士開設短期的風險課程——既是收入，也是在大學之外傳授他那套方法的平台。

書和演講補足其餘的部分，條件由他自己定。Incerto 賣出了數百萬冊，他也指出，銀行「付我好幾萬美元，請我去把他們批得體無完膚」——他靠智識上的誠實賺錢，而不是兜售一套消過毒的訊息。《不對稱陷阱》出版時，他沒有做傳統的新書巡迴宣傳；他的網站請記者去聯絡出版社，而不是他本人；他也拒絕各種榮譽和「百大」名單。他沒有任何一筆收入取決於某個機構的認可。

他身體力行自己的主張：一套槓鈴策略。一端極度安全——靠過去的收益過活——另一端高度投機——花好幾年在可能帶來巨大回報的智識賭注上，中間脆弱的地帶什麼都不放。他鼓勵別人保有穩定的基礎，同時在旁邊追求登月式的大膽計畫；以他的情況來說，書成功之後，那些登月計畫就成了主業。他從來不必為了討好終身職審查委員會或付房租而寫作，也可以直言不諱、不怕被開除——一個名副其實的「切身利害」（skin in the game）安排，沒有人能拿薪水要脅他。

家庭與人際關係

Taleb 把家庭生活保持得極度隱密。「生活之道是這樣的：把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分開，」他對一位採訪者說。已知的是，他在 1988 年娶了 Cynthia Shelton，兩人育有一子一女。除此之外，他幾乎什麼都不透露；他曾拒絕向記者「證實或否認 Taleb 太太的存在」，只說溜嘴過一句：他的孩子「跟我一模一樣」。他的書偶爾會有一些抽象的育兒觀察——不要把孩子的行程排得太滿，讓他們接觸隨機性——但沒有個人故事。

他的成長背景記載得比較清楚。他生於黎巴嫩的 Amioun，一個顯赫的希臘正教家庭：母親 Minerva Ghosn 的父親和祖父都當過黎巴嫩副總理；父親 Nagib Taleb 是腫瘤科醫師，也是人類學研究者；祖父也叫 Nassim，是最高法院法官。Nagib 曾是頂尖學生，後來卻鄙視正規教育的苦讀，年輕的 Nassim 從中學到：追逐分數要付出「智識上的犧牲」。父母讓他毫無限制地接觸書籍，其餘的就水到渠成。他十四歲時爆發的黎巴嫩內戰，讓家族失去了大半的地位與財富——這段經驗形塑了他，讓他看到一個穩定的世界可以多麼突然地崩塌。

他的智識關係對他的工作更重要。數學家 Benoît Mandelbrot 的碎形與「狂野」隨機性研究，是 Taleb 厚尾思想的基礎，他既是 Taleb 的導師，也偶爾與他合作。Daniel Kahneman 說，Taleb「改變了許多人思考不確定性的方式，特別是在金融市場」。但 Taleb 不避諱公開論戰，即使對象是備受敬重的同行。他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Myron Scholes 互相辱罵，說 Gordon Brown 是「白痴」，還說 Larry Summers、Paul Krugman 和 Joseph Stiglitz「製造的危機比他們解決的還多」。《衛報》指出，「他永遠在跟人吵架、跟人鬥。」親近他的人說他私下溫暖又大方；用他自己的話說，「寫作的時候，你沒有社交上的約束。」

他自稱「黎凡特人」，而不只是黎巴嫩人，以強調一種更廣的東地中海認同；他會待在黎巴嫩和地中海周邊，在那裡他感到文化上的歸屬。他能流利使用法語、英語和阿拉伯語。

（由於 Taleb 注重隱私，現有資料中難以找到關於他家庭狀況的直接證據。）

人生哲學

Taleb 工作的核心，是一套獨特的人生哲學：如何在一個我們無法完全理解的世界裡思考與生活。它由幾條原則構成：

他的觀點也不乏批評者。有人指責他誇大事物的不可知，或不加檢驗地美化古代智慧；也有人覺得他的語氣好鬥到蓋過了想法本身。即使是批評者，通常也承認他的核心訊息：提醒人類會犯錯，以及在隨機性面前保持謙卑的必要。用他的話說，「人生是不確定的。把這一點當成工具，讓自己更有信心，因為現在你對自己不知道的事，又多知道了一點。」

工具、環境與基礎設施

Taleb 偏好的工具很傳統。首先是他的個人藏書，滿是古典文本和冷僻的論著。他讓 Umberto Eco 的「反圖書館」概念廣為人知：一座圖書館裡沒讀過的書比讀過的更有價值，因為它們代表一個人還不知道的東西。每週讀書三十多個小時，書是他思考的主要工具。

他用片段寫作。《黑天鵝語錄》是一本格言集，是他多年隨手記下想法所留下的東西。發表時，他有選擇地使用數位平台：在 Medium 發表免費的文章和章節草稿，在 arXiv 發表技術論文，繞過傳統期刊的守門機制。他主張，簡單的粗略估算勝過那些給出虛假精確度的複雜模型。

他的實體環境，嚴肅的工作偏好隱居——他寫 Dynamic Hedging 的那間閣樓就是原型——與人相處則偏好樸素、不做作的地方，像是紐約大學附近一家不講究的義大利餐廳，他在那裡見訪客。他的身體也是基礎設施的一部分：在他的說法裡，散步和槓鈴對思考來說，和書一樣必要。

Twitter（X）是他最公開的工具，一種群眾外包的壓力測試，用來檢驗論點：他丟出片段和挑釁，有證據的反駁有時會讓他修正立場。他也大量封鎖，修剪這個空間，讓它對他保持有用。RWRI 則召集風險實務工作者、科學家和學生開課，是他在傳統學術界之外建立、用來傳授和辯論自己想法的機構。他也仰賴一個通信者網絡——疫情期間是流行病學家，技術論文則是統計學家——並在作品中向他們致謝，也承認他們抓出的錯誤。

共同的主線是智識上的自立：個人藏書而非機構圖書館，自行發表與期刊並行，收入來自自己的機構和書，而不是薪水。

（Taleb 並未公開詳述他的工作空間或工具；以上內容取自軼事和他表達過的偏好。）

取捨與代價

Taleb 的路不是沒有取捨。第一個是放棄的錢。離開交易，他很可能放棄了好幾年極高的收入——包括 2008 年金融危機，正是他的策略設計來應對的那種情境（不過他擔任顧問的 Universa 確實從中獲利）。他把這一步形容為從「賺錢」變成「花錢把自己的靈魂買回來」。他主張，超過某個程度之後，財富主要關乎獨立，而他已經達到了。

第二項犧牲是專業上的榮銜與主流的接納。他不屬於任何國家科學院，也沒有在頂尖大學擔任講座教授，而他對榮譽的鄙視，也讓他沒有累積出一位知名學者通常會有的履歷。《黑天鵝效應》之後，他大可加入頂尖智庫或擔任政府顧問，但他的獨立——以及他公開羞辱機構的習慣——關上了這些門。他說，追求榮譽會把知識變成一種「觀賞性運動」。

他好鬥的風格有聲譽上的代價。有些學者拒絕認真看待一位曾把他們同行稱為「騙子」的作者的作品，這讓他在建制內缺少能把想法推進政策或課程的盟友；而他公開表現出的確定，也換來源源不絕的批評和謾罵。他把這當成說真話的代價；套用他自己的話，看到詐騙卻不說「這是詐騙」，你自己就是騙子。

不屬於任何陣營，也意味著他會被誤讀、被挪用。自由意志主義者和華爾街讀者抓住《黑天鵝效應》，替一些他從未想鼓勵的冒險行為辯護；由於背後沒有機構或公關團隊，撇清關係的工作只能由他一個人來做——通常是在 Twitter 上，以拳擊手的姿態。

他也放棄了某種名氣。他的網站懇求：「拜託，除了新書發表之外，不要紀錄片、報紙文章、書中章節和訪談。」他本可以有一個專欄或電視節目；他選擇了一群更窄但更認真的讀者，而不是無所不在。

他非常清楚這些取捨，甚至對它們有策略。他把人生建構成能避開他眼中的陷阱——就業陷阱、名氣陷阱、團體迷思陷阱——而當他付午餐錢或拒絕一項榮譽時，他通常會直說，這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正直。他不只是接受這些代價；他還把它們道德化，當成真誠的代價。局外人的生活是否曾經寂寞，他沒有說過。他展現出一種自信的獨行俠形象，而且看起來是真心寧可跟幾個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也不要開委員會會議。

遺產與影響

Taleb 深刻影響了我們談論機率、風險與不確定性的方式。他推廣的詞——「黑天鵝」、「反脆弱」、「skin in the game」、「被隨機性愚弄」——已經進入全球的詞彙。如今，把一個無法預見、具破壞性的事件稱為「黑天鵝」，在決策者、企業主管和記者之間已是家常便飯，常用在 2008 年和新冠疫情這類危機上，而且往往違背 Taleb 自己嚴格的定義。一篇談機率的哲學論著改變了日常用語，這並不常見。

反脆弱已經擴散到各個學科。新創公司以反脆弱為目標，透過迭代和低成本的失敗，讓自己的結構能從波動中獲益。在醫學和健身領域，人們談論利用斷食、冷暴露和高強度運動等壓力源來強化身體，直接呼應他的例子。工程師和生態學家也借用這個詞，形容在動盪中茁壯的系統。這些做法本身很古老，但 Taleb 給了它們一個名字和一套分析框架，讓原本分開的領域得以連結。如果這個概念經得起時間考驗——很貼切地，這正是他自己會要求的——它可能是他最具原創性的貢獻。

Skin in the game 在好幾個領域引起共鳴：公司治理的討論（高階主管薪酬追回、持股）、官員與名嘴的公共問責，以及日常用語——「他有沒有 skin in the game？」已經成了詢問某人誘因的標準問題。這個說法早在他之前就有，但他賦予了它更廣的哲學意義。

他對鐘形曲線模型和「偽專家」的批判，也改變了專業人士做預測的方式。2008 年之後，金融機構對極端事件和厚尾壓力測試遠比以前重視，而韌性的語言——規劃不只是承受衝擊，還要適應衝擊——也擴散到政府針對疫情和氣候的風險評估。他在 2020 年初對新冠病毒的警告，是這套哲學付諸實用的一個顯著例子。

他是博學者嗎？許多仰慕者認為是，指出數學家、思想史家、格言作家、交易員和舉重者集於一身。Taleb 不同意：「不，我不是博學者。我厭惡博學者這個概念。我只有一個領域：機率／風險／不確定性，而它剛好位在許多事物的核心。」這個區分很有啟發性——深挖一個根本、跨學科的問題，從外面看起來可能像是博學——而他的人生幾乎就是這件事的案例研究。

他的遺產也包括爭議。有些批評者認為他被高估了，只是用浮誇的文字重新包裝古老的智慧；也有人覺得，和他的大眾寫作相比，他的數學貢獻微不足道。量化部落客 Scott Locklin 主張，專業人士早就知道厚尾，Taleb 只是比較會行銷這個想法。即便如此，批評者還是得面對他擺上議程的那些概念。

他也改變了一些讀者的生活方式。粉絲讀了他之後開始間歇性斷食，中年才開始槓鈴訓練，還貼出自己的硬舉重量——就像 Thoreau 曾經啟發人們簡單生活，Taleb 啟發了一些人強韌地生活。

在那些把他視為現代博學者的人眼中，Taleb 受到推崇，是因為他活出自己的原則：學者兼運動員、懷疑論者兼（對傳統的）信徒、局內人兼局外人。在比較傳統的專家看來，他是一隻牛虻——有價值，但很煩人。如果他的核心想法持續證明有用，個人層面的爭議也許會淡去，他可能會和 Montaigne 或 Nietzsche 這類散文家並列被閱讀——他們的風格同樣兩極，影響卻同樣持久。

（關於 Taleb 遺產的資訊，同時取自他的想法實際被採用的情形，以及他文化影響的軼事證據。和任何在世的公共知識分子一樣，他影響力的全貌仍會有爭議，要等事後回顧才會更清楚。）

這個部落格上的文章，都是我在 AI 工具的協助下寫的。
2026 © Brian Chitester.